全国智算供应量约80亿卡时，实际使用量仅14亿卡时，使用率不足36.8%；部分中小算力中心利用率甚至不到20%。10月31日，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2026年年会暨第三十四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会上披露的这组数据引发关注。

  数据被属地锁定、算力以“抢位”代替联网，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最隐蔽的梗阻。与会学者从数据、财税、金融三个切口，追问同一个问题：制度如何跟上要素流动的脚步？

  打开要素流动之“锁”

  数据在网上产生，网络天生开放，数据市场理应开放，现实却相反。

  “数据技术上可复制、经济上非竞争、法律上非排他，反而为地方锁定提供了技术便利。”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时建中一语点破悖论。

  他调研发现，一些地方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中，把优质数据资源独家授权给本地国企，招标公告明确不接受联合投标，外地企业技术再强也被挡在门外。

  更隐蔽的是定向补贴。“企业不在本地交易所交易，就拿不到补贴。”时建中说，这类措施形式上不禁止外地企业，却实质改变了竞争条件。各地合规标准不一、接口不统一，中小微企业承担不起跨省隐性成本，只能退守本地，市场被无形之手越切越碎。

  时建中直言，数据安全合规被等同于流程本地化，地方保护由此获得了技术架构的支撑。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矛盾，已从显性封锁转向更深层的梗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先林判断，隐性制度分割、要素流动壁垒和平台信息垄断叠加地方保护，正成为新的对手。

  补齐新业态规则之“短”

  数据之锁未开，新业态又接踵而至。税，就是一道新考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黎江虹举例：头部企业销售网络游戏道具，一直按信息技术服务征税，增值税法颁布后，配套规章却将其归入无形资产税目。

  “税率差别不大，但对新业态发展影响重大。”黎江虹提出，建立适应新业态的税收制度，须秉持税收中性公平、鼓励创新、动态协同三大理念。

  更前沿的是大模型词元交易。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前说，各厂商计量方式不同，同一个单词生成的Token数不一样，计费困难；法律上没有对应税种直接回应，跨境衔接难度也大。

  程前建议，事前备案模型架构与计费逻辑，事中延伸适用平台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经公平竞争审查程序后可用算力券、词元券等予以扶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乔博娟则提出，将互联网企业信息基础设施纳入税控装置范畴，通过联结度证明、有效税率监测、数据采集程序和涉税信息保护，完善了数字经济税收制度，把潜在税基外流风险变为可控。

  技术每前进一步，规则就须回应一步。

  理顺央地权责之“纲”

  “锁”与“短”之外，更深的症结在央地权责。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刘志伟观察到金融风险处置属地责任配置的实践变革：责任类型从协助配合转向牵头组织、适用对象从个别例外转向普遍一般，制度形式正从政策指引走向立法确认。

  “常规监管靠专业审慎指标，风险处置要综合动用各种力量。”刘志伟说，权、责、能不匹配是核心症结。

  地方监管权配置与监管对象业务属性不匹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雨晨概括央地监管协同困境：地方易出现选择性执行、变通性执行和象征性执行，须以能力互补实现整体效能最大化。

  河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孟庆瑜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健全宏观调控与风险防范制度，一系列新课题摆在全体经济法学人面前。”

  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何秉群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推进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新兴领域立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这些都对经济法治提出更高要求，也为经济法理论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实践场景。”他说。

  破除数据“省界”，不是一道技术题，而是一道制度题。锁开、短补、纲举，要素方能畅行。经济法学界的答案清晰而紧迫：用法治划清央地权责边界，用统一规则取代碎片化合规，让数据流起来、算力用起来、市场统起来。当制度真正跟上要素流动的脚步，全国统一大市场必将行稳致远，创新也将拥有更辽阔的舞台。